中国古代政治具有源远流长的“协商”因素，上古时期就形成了以王为中心、具有开放性多方参与的决策体系。协商的主体并非只是统治集团一方，广大民众也可参与其中，是君臣之间、君民之间政治关系的普遍方式。《尚书》“汝则会大疑，谋及乃心，谋及卿士。谋及庶人，谋及卜筮……”秦汉以后丰富多彩的协商文化被不断制度化。

一、中国古代政治协商传统的思想内涵

（一）导民使言，顺应民意

“庶人议政”自古延续至今，早在殷周时期便发现体察民意、下情上达对国家统治的积极性。西周邵公劝谏厉王要“导民使言”；春秋时郑国的子产反对取缔乡校的提议，认为“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。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。是吾师也，若之何毁之”；明末黄宗羲极力推崇“学校议政”，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中进行了深刻阐述。古代思想家提出“询于众庶、导民使言”的民议主张思想对统治阶级影响很大，在某种程度上容许、鼓励民众对国家政治事务发表议论，既能匡正统治者过失，又能激发民众参与意识，有助于统治者掌握民意，及时调整政策。

（二）广开言路，从谏如流

历代统治者大多主张广开言路，专门设置言官负责谏诤议论。秦汉御史大夫有“协商”议政的职权，隋唐门下省有专门负责谏诤的官员，明清六科给事中、都察院御史等也具有谏诤议论权。从而在制度上保证“通民情、达民隐、申民意”，寓协商于决策之中，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。要求统治者以虚心求教、礼贤下士的态度鼓励臣民积极进谏，听从建议并加以改进。士大夫则崇尚直言进谏的气节，比干认为“主过不谏非忠也，畏死不言非勇也，过则谏不用则死，忠之至也”。

（三）兼听明断，择善从之

我国古代强调纳谏应“谋及庶人”“询于刍荛”，施政应“言能听，道乃进”“集众思，广忠益”。孔子提出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孟子倡导“仁政”思想，主张政治决策“听政于国人”。荀子强调“监听齐明”的观念，提出“公生明，偏生暗”。古代著名思想家认为优秀的政治家既要广泛接纳建议，又需明察秋毫，对各种意见进行判断与整合，最终为政策服务，此为“明断”能力。

（四）尚和去同，和而不同

古代政治协商坚持“和而不同”原则，体现的是理性协商精神。真正的君主坚持“执两用中、尊贤容众、群而不党”原则，即不完全反对观点，所有行动基于“义”的标准，做到求大同存小异，这便是“尚和去同”的立场，亦是古代政治协商的根本性遵循。秦汉以后，这一思想被广泛应用为维护社会安定的行为规范，强调多元一体、同生共荣，注重不同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间的协调与共处，体现了协商议事求合作、达共识、谋共赢的价值诉求。

二、中国古代政治协商传统的启示

（一）凝聚民心智慧，实现有效社会治理 

古代政治协商经过几千年的实践，有效证明了“协商”是社会长治久安的保障。当下，政治协商同样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治理形式在破解社会治理难题、寻求广泛共识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。

人民政协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载体，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、现代化发展中有不可替代作用。近年，杭州市滨江区政协围绕“数字赋能基层社会治理、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新格局、社区美好生活共同体建设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”等社会领域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“请你来协商”活动，通过建言献策助推相关问题解决，为提升基层治理水平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献计出力。

（二）推崇协商精神，提高政治参与意识

古代政治协商传统为社会各阶层表达意愿提供机会，以达成思想共识。历代思想家对这种协商精神进行整合继承，演变为民众普遍认可与接受的思想观念。当下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，各种利益矛盾突出，执政者更应推崇协商精神，鼓励公民公开表达意见，提高政治参与意识。

人民政协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。杭州市滨江区政协积极拓宽协商渠道，为各界群众参与协商创造条件，如采取“请上来”与“走下去”，邀请委员和群众参加调研视察、“请你来协商”、民主监督等各项活动。创新“线上协商”新形式，如微协商、远程视频连线协商，每场“请你来协商”活动同步开放直播间线上议政，让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协商中来。

（三）吸收古代精华，完善协商民主机制

协商文化在我国有根、有源、有生命力，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，这也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有利条件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，”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协商民主制度提供了遵循。

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上大有可为，同样以杭州市滨江区政协为例。区政协积极完善协商机制，建成“请你来协商”主平台，各街道“民生议事堂”、产业园区和社区“协商驿站”“3+3+59”协商议政平台新模式。强化“青春政协”履职品牌效应，把更多群众诉求纳入有序政治表达轨道，用协商民主画出最大“同心圆”，努力达成全社会意愿的最大公约数，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发挥政协独特优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