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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政治具有源远流长的“协商”因素,上古时期就形成了以王为中心、具有开放性多方参与的决策体系。协商的主体并非只是统治集团一方,广大民众也可参与其中,是君臣之间、君民之间政治关系的普遍方式。《尚书》“汝则会大疑,谋及乃心,谋及卿士。谋及庶人,谋及卜筮……”秦汉以后丰富多彩的协商文化被不断制度化。
一、中国古代政治协商传统的思想内涵
(一)导民使言,顺应民意
“庶人议政”自古延续至今,早在殷周时期便发现体察民意、下情上达对国家统治的积极性。西周邵公劝谏厉王要“导民使言”;春秋时郑国的子产反对取缔乡校的提议,认为“其所善者,吾则行之。其所恶者,吾则改之。是吾师也,若之何毁之”;明末黄宗羲极力推崇“学校议政”,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中进行了深刻阐述。古代思想家提出“询于众庶、导民使言”的民议主张思想对统治阶级影响很大,在某种程度上容许、鼓励民众对国家政治事务发表议论,既能匡正统治者过失,又能激发民众参与意识,有助于统治者掌握民意,及时调整政策。
(二)广开言路,从谏如流
历代统治者大多主张广开言路,专门设置言官负责谏诤议论。秦汉御史大夫有“协商”议政的职权,隋唐门下省有专门负责谏诤的官员,明清六科给事中、都察院御史等也具有谏诤议论权。从而在制度上保证“通民情、达民隐、申民意”,寓协商于决策之中,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。要求统治者以虚心求教、礼贤下士的态度鼓励臣民积极进谏,听从建议并加以改进。士大夫则崇尚直言进谏的气节,比干认为“主过不谏非忠也,畏死不言非勇也,过则谏不用则死,忠之至也”。
(三)兼听明断,择善从之
我国古代强调纳谏应“谋及庶人”“询于刍荛”,施政应“言能听,道乃进”“集众思,广忠益”。孔子提出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,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孟子倡导“仁政”思想,主张政治决策“听政于国人”。荀子强调“监听齐明”的观念,提出“公生明,偏生暗”。古代著名思想家认为优秀的政治家既要广泛接纳建议,又需明察秋毫,对各种意见进行判断与整合,最终为政策服务,此为“明断”能力。
(四)尚和去同,和而不同
古代政治协商坚持“和而不同”原则,体现的是理性协商精神。真正的君主坚持“执两用中、尊贤容众、群而不党”原则,即不完全反对观点,所有行动基于“义”的标准,做到求大同存小异,这便是“尚和去同”的立场,亦是古代政治协商的根本性遵循。秦汉以后,这一思想被广泛应用为维护社会安定的行为规范,强调多元一体、同生共荣,注重不同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间的协调与共处,体现了协商议事求合作、达共识、谋共赢的价值诉求。
二、中国古代政治协商传统的启示
(一)凝聚民心智慧,实现有效社会治理
古代政治协商经过几千年的实践,有效证明了“协商”是社会长治久安的保障。当下,政治协商同样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,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治理形式在破解社会治理难题、寻求广泛共识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。
人民政协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载体,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、现代化发展中有不可替代作用。近年,杭州市滨江区政协围绕“数字赋能基层社会治理、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新格局、社区美好生活共同体建设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”等社会领域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“请你来协商”活动,通过建言献策助推相关问题解决,为提升基层治理水平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献计出力。
(二)推崇协商精神,提高政治参与意识
古代政治协商传统为社会各阶层表达意愿提供机会,以达成思想共识。历代思想家对这种协商精神进行整合继承,演变为民众普遍认可与接受的思想观念。当下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,各种利益矛盾突出,执政者更应推崇协商精神,鼓励公民公开表达意见,提高政治参与意识。
人民政协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。杭州市滨江区政协积极拓宽协商渠道,为各界群众参与协商创造条件,如采取“请上来”与“走下去”,邀请委员和群众参加调研视察、“请你来协商”、民主监督等各项活动。创新“线上协商”新形式,如微协商、远程视频连线协商,每场“请你来协商”活动同步开放直播间线上议政,让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协商中来。
(三)吸收古代精华,完善协商民主机制
协商文化在我国有根、有源、有生命力,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,这也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有利条件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,”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协商民主制度提供了遵循。
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上大有可为,同样以杭州市滨江区政协为例。区政协积极完善协商机制,建成“请你来协商”主平台,各街道“民生议事堂”、产业园区和社区“协商驿站”“3+3+59”协商议政平台新模式。强化“青春政协”履职品牌效应,把更多群众诉求纳入有序政治表达轨道,用协商民主画出最大“同心圆”,努力达成全社会意愿的最大公约数,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发挥政协独特优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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